100歲抗戰老兵高維田:“活著就要為黨和國家作貢獻”
“那時候我們只有一個信念,寧可前進一步死,決不后退半步生。”8月28日,100歲的抗戰老兵高維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,眼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,胸前的一枚枚軍功章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
高維田的老家在天長市金集鎮唐莊,小時候一家人過著清貧的日子。有一回,高維田和3個伙伴談論世道不公,還被日本人欺負,就決定一起去參軍。1943年上半年的一天,沒有與家人商量,高維田和伙伴們一起投奔了新四軍天高支隊金集區大隊。1943年6月,高維田正式參加新四軍,被編入二師獨立旅。
這段時期,日寇先后對淮南津浦路東游擊區發起三次大規模掃蕩。“日軍實行‘三光政策’,第一次損失最大,各個集鎮都被燒掉了,房子被燒了,群眾跑了,形成無人區。”高維田說,他參加了新四軍組織的第二、第三次反掃蕩斗爭。
第二次反掃蕩戰斗是1943年在冶山、陳橋、八百橋等地展開的,共發生數十次與日偽軍的戰斗。“我們班的任務是打掉日軍的后勤運輸隊,經過多次偵察,我們發現日軍十分狡猾,經常趁著夜色,通過水路運送物資。”高維田說,戰友們將計就計,摸黑打伏擊,提前在日軍的必經之路上埋伏,等到敵人進入伏擊圈后開火,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,有效切斷了日軍的物資運輸。其間,高維田還被調到新四軍第二師東分區公安局執行看押戰俘、除惡霸、斗地主、打擊資敵不法商人的任務。
由于對敵斗爭機智勇敢、表現出色,1944年,高維田被部隊首長抽調擔任警衛員。第三次反掃蕩主要是在葛塘集、水口、六合一帶展開,先后消滅日偽軍400多人。
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后,部分日寇仍不甘心失敗,退守來安水口,新四軍組織攻打來安、黃泥崗、腰鋪,日寇只好退守滁縣,后又經歷了日寇幾次大的反撲戰斗。“當時斗爭十分復雜,日偽頑三方相互勾結,尤其是日本鬼子負隅頑抗,經歷多次慘烈較量,我軍最終取得了勝利。”高維田高興地說。
后來,高維田又參加了解放戰爭,1958年他隨部隊響應國家號召,奔赴北大荒,墾荒戍邊,直到1963年才轉業回到家鄉天長,1984年光榮離休。
“父親常說,活著就要為黨和國家作貢獻。如今像他這般年紀的老兵已經不多,他還想再加把勁,讓紅色故事流傳下去。”高維田的女兒高慧告訴記者,離休后的高老仍堅持學習黨的理論,經常到機關、企業、學校講述革命歷史,開展“大手拉小手”活動,用親身經歷講述革命故事,傳承紅色基因。
“國家發展需要人才,希望你們好好讀書,永遠不要忘記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。”面對青少年,高維田總會深情地囑咐。(本報記者 羅寶 李邦軍)
101歲抗戰老兵孟超群:“心里裝著家,更要裝著國”
“剛參加革命時,我才15歲,是抗日游擊隊里年紀最小的‘娃娃兵’。”近日,在宿州市埇橋區三里灣街道一處民宅里,101歲的新四軍老戰士孟超群輕撫著泛黃的舊照片,思緒回到了那個烽火連天的歲月。
1924年,孟超群出生于宿州蒿溝鄉的農戶家庭,幼時曾在私塾念書。“1939年,同村的存善叔找到我,說抗日游擊隊正缺能識文斷字的年輕人,問我敢不敢跟他們一起打鬼子?”老人憶起初入革命隊伍時的情景,眼神依舊清亮。當時孟超群的個頭還不及步槍高,毅然加入了抗日游擊隊。因膽識過人,他不久后升任青年班班長。
1940年,孟超群隨部隊整編至宿東獨立團,因作戰勇敢、多次立功被吸收入黨。此后,他隨部隊轉戰南北,在日偽據點間穿插作戰。“戰士們腳上磨得全是血泡,用水簡單清洗一下就接著趕路,沒一個人叫苦,大家心里就一個念頭:把鬼子趕出中國!”談到此處,老人的聲音微微顫抖,情緒愈發激動。
1941年,孟超群被派往懷遠縣龍亢鎮的淮上聯中學習財稅知識,這里是新四軍第四師師部所在地。戰爭年代人才緊缺,他僅經過半年培訓,便被分配到行署稅務局任文書,后又任懷遠縣政府會計主任,負責全縣稅款征收工作。
皖南事變后,形勢驟然嚴峻,孟超群隨部隊退守渦河以北,堅持開展游擊戰。宿東辦事處成立后,他調任財務局科員,不久又赴六區征收處任主任,挑起籌糧征稅的重擔。
六區地處日偽勢力范圍,北部的時村駐有日偽軍數百人,西部的苗安孜、南部的大店和婁莊亦有日偽軍盤踞,時常襲擾我軍。為加強稅收工作,在宿東辦事處的支持下,時年18歲的孟超群組建了一支十余人的稅警班,在險境中堅守崗位。為防糧草被敵人搶奪,他們常于深夜冒死往根據地轉運。
“戰爭年代,腦袋別在褲腰帶上,跟鬼子斗,就不能怕死。”這句話,孟超群說得斬釘截鐵。一次,他和一名稅干在趕路時,遭遇日軍馬車隊,情急之下躲進高粱地,繞到敵后通報信息,讓部隊及時改道。還有一次在蒿溝集,他發現3名戰友被日偽軍押解,便立即返回王集稅卡,帶著稅警抓獲兩名日偽稅工,以交換人質的方式救出戰友。最驚險的一次,面對日偽軍數百人的三路圍攻,他機智放火,借著濃煙掩護大部隊突圍,自己卻被彈片劃傷了胳膊。
1944年,新四軍第四師在彭雪楓師長率領下向路西反攻。當時,孟超群在靈璧縣澮溝區工作,他帶領民工修橋鋪路,出色完成籌糧征稅任務,為前線勝利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新中國成立后,孟超群先后在地區稅務局、地區財貿干校、工業品站、百貨站等崗位工作。“公家的東西,一絲一毫都不能馬虎。”他把戰場上那股較真勁兒帶到了工作中,無論是核對稅票還是管理倉庫,都以高度的責任感全力以赴。
在子女們的記憶里,孟超群似乎總有忙不完的工作。孟超群常跟晚輩說,心里裝著家,更要裝著國,報效國家是本分。80年時光流轉,鐵軍精神在他身上依舊熠熠生輝。(本報記者 何雪峰)
98歲抗戰老兵靳虎堂:“打敗鬼子,讓百姓過安穩日子”
“當時先是聽到屋外‘哐哐’的馬蹄聲,后來就聽到有人喊‘鬼子殺人了’!俺知道,鬼子進城了。”8月29日,98歲的抗戰老兵靳虎堂向記者回憶起第一次看到日寇進城、第一次為八路軍送情報、第一次穿上八路軍軍裝的情形。言語間,鄉音不改,中氣十足。
1927年1月,靳虎堂出生于山西黎城,戰爭的陰霾籠罩了老人的童年。1938年初,日軍攻入他的家鄉。“倉谷園,仇怨坑,死難同胞冤未平,血債要用血來還,打走鬼子得太平”,靳虎堂回憶起當年家鄉的民謠,一字一句都記錄著日軍犯下的累累罪行。
受父親影響,十多歲的靳虎堂經常參加兒童團的抗日演出、演講,還幫八路軍站崗放哨、送情報等。有一次為了獲取情報,靳虎堂假裝進城販賣雞蛋,順利躲過了日軍盤查。“守城門的幾個日本兵把一籃子雞蛋搶完了,我裝作大哭:‘沒有錢,我回家要挨打呀,放我到城里討點錢吧。’于是鬼子就放我進城了。出城的時候,我對鬼子說,只要你們讓我進城討錢,下次還給你們送雞蛋,就這樣鬼子也沒有起疑心。”老人清晰地回憶著第一次為八路軍傳遞情報時的情景。
日軍的侵略行徑,促使當地涌現出“父送子、妻送郎,參軍支前打東洋”的參軍熱潮。1942年,15歲的靳虎堂秘密寫下入黨申請書,在“入黨動機”一欄,他寫下了最樸素的誓言:“打敗日本鬼子,讓百姓過安穩日子。”同年8月,他入伍入黨,投身革命洪流,從文工隊員干起,在不同的崗位上錘煉成長,逐漸成為一名信念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。
1945年6月,抗戰勝利前夕,靳虎堂調入戰斗部隊,正式穿上了他渴望已久的八路軍軍裝。為此,他特意跑到照相館留下一張珍貴的戎裝照,并在照片兩側親筆寫下“走進軍營穿上戎裝,立下誓言打敗東洋”。
據靳虎堂回憶,轉入戰斗部隊前,他先是在晉冀魯豫邊區“抗戰建國學院”學習,上課之余,還參與打游擊和一些地方工作。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,可是有些殘留的日軍仍在負隅頑抗。太行軍區部隊遵照命令向日軍殘部進攻,收復失地,靳虎堂參加了攻克焦作的戰斗。戰斗中,靳虎堂目睹了戰士們鍘刀砍網、門板鋪路突入城內的壯烈場景。“當時心里也不知道什么叫怕,一個勁地往前沖,就想著把日本鬼子趕走。”靳虎堂說。
抗戰勝利后,靳虎堂隨部隊整編,調入中原野戰軍第九縱隊,先后參加隴海破擊戰、淮海戰役、渡江戰役......歷經戰火洗禮,他于1955年被授予大尉軍銜,1964年晉升中校,后于1982年以蚌埠市人武部副政委(副師職)之職離休。傷痕與勛章,共同勾勒出這位老兵壯烈而輝煌的人生。
75歲那年,面對陌生的網絡世界,靳虎堂從零起步,學習電腦和互聯網。如今,他已化身“虎爺老翁”,活躍于網絡世界:刷微博、看微信,當“群主”組織線上活動,他每天堅持用電腦記錄珍貴的革命故事,將數字平臺化為傳承紅色記憶的新陣地。
“我要把這些歷史記憶傳承下去,讓后輩不要忘記那些為國家、為民族犧牲的戰友們。”歲月易老,初心不忘,這位老兵用最實在的行動,詮釋著對黨和國家永不褪色的忠誠。(強飛 本報通訊員 張燕)
96歲抗戰老兵劉元甫:“在后勤做衣服也是抗日打鬼子”
96歲高齡的抗戰老兵劉元甫耳不聾、眼不花,神采奕奕,聲音洪亮。得知記者來訪,他鄭重穿上軍裝,戴上勛功章。
劉元甫原名劉元府,1929年生于泗縣大莊鎮。1944年,15歲的劉元甫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泗靈睢獨立團,因年齡小被安排在供給科做軍裝。
“在后勤做衣服也是抗日打鬼子!”懷揣著這份信念,劉元甫勤學苦練,很快就掌握了全部制衣工藝,半年后被任命為班長。
有一天,劉元甫去分區領物資,倉庫正在分發一臺剛繳獲的日式縫紉機。那時,很少有人見過這種機器,恰好劉元甫在縣城親戚的裁縫鋪見過縫紉機,便高興地將縫紉機帶回廠里。他潛心摸索,讓這臺縫紉機派上了大用場。
一次,服裝廠突然被要求立刻撤退,劉元甫怕縫紉機被日軍搶走,匆忙間只好把它扔進井里。他們前腳剛走,日軍后腳就到了。后來得知,有一個排的戰士為掩護他們轉移,全部犧牲,劉元甫不禁淚流滿面。
小小年紀的劉元甫把對鬼子的仇恨都化作針線里的力量。1945年6月,劉元甫被調到新四軍7分區(淮北)被服廠,廠里接到一批冬服加工任務,沒有了縫紉機,生產進度明顯慢下來。劉元甫廢寢忘食,一人就做出了近百套冬裝,被評為“一等模范”。
對劉元甫來說,縫紉機就是他們手里的槍。后來,由于敵人進攻猛烈,被服廠跟著部隊向北撤離,這一回,他們千方百計拉著縫紉機跟著部隊突破包圍。
“兩個人保護一臺機子——一個人背機頭,一個人背機身,我們每個人都立下軍令狀:人可亡,縫紉機不能丟!”說到這里,劉元甫不由提高音調,堅定的眼神仿佛又化身為當年那個勇敢的少年。
劉元甫的手中珍藏著一張用布制作的立功證,證書里寫的是劉元甫同志“一切為著前線勝利,不惜任何疲勞辛勤艱苦......立一等功一次......”
1948年,上級要求后勤部隊大力生產衣服和鞋。可縫紉機損壞了不少,沒有零件維修,怎么辦呢?
“那會貨幣還不流通,洛陽和濟南兩個地方的錢互相不認。大家一起開會想辦法,我主動要求去。”劉元甫回憶,他帶著一名戰友,兩人身穿長袍,頭戴禮帽,腰里藏著手槍,扮成商人模樣。他們在洛陽買了一批棉花拉去濟南賣,賺了錢再買縫紉機零件,悄悄運回來。縫紉機修好后,劉元甫帶著大家24小時加班加點,保質保量完成了任務。事后,他被第二野戰軍被服局政治處授予一等功。“無論多大的困難,一定要想方設法完成任務!”劉元甫說。
1948年12月,劉元甫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54年他復員回鄉,當起了一名普通農民。(本報記者 張玉芳)
95歲抗戰老兵石榮芬:“黨要我去哪里,家就在哪里”
初秋的郎溪縣城,一座背街處靜謐的老樓內,陽光燦爛。95歲的抗戰老兵石榮芬端坐著,向記者回顧那段穿越時空的烽火記憶。老人臉上的皺紋,仿佛無聲鐫刻著信仰如磐的歲月。
作為郎溪縣唯一健在的抗戰女兵,石榮芬的故事始于1930年的河北唐縣。1937年,日寇鐵蹄踏碎華北,年幼的她目睹家園被毀、鄉親罹難。保家衛國的種子,深植幼小心靈。同年11月,唐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,石榮芬加入了抗日兒童團。她以放羊為掩護,在山坡高處“站崗放哨”。發現敵人掃蕩,她便奮力搖響山頭的“消息樹”,再飛奔回村撞響警鐘。鄉親們聞聲避險,或鉆地道,或入山林。那棵搖曳的“消息樹”,是她稚嫩肩膀扛起的第一份重任,也是她最早的“戰場勛章”。
“組織認可我的忠誠!送情報、站崗放哨......僅一個月就轉正了!”1944年,年僅14歲的石榮芬因表現突出,與后來結為革命伴侶的石同昆一同入黨。入黨后,她投身婦救會,組織婦女送軍糧、制軍鞋。更以歌聲為武器,將當地山歌改編成抗日宣傳曲,把黨的政策“唱”進千家萬戶。“老百姓聽得懂歌聲!”老人眼中閃著光,仿佛重回那歌聲嘹亮的戰斗年代。
1949年,解放戰爭關鍵時期,新婚不久的石榮芬夫婦毅然接受南下命令,將襁褓中的長子托付給老人,踏上千里征程。“南下的路上很危險,一面走一面打。不跟大部隊,根本來不了這里!”老人回憶道。那段“走一路,解放一路”的行軍,每一步都踏出信仰的堅定足印。
抵達郎溪后,石榮芬被分配到南漪湖邊的東夏區工作。面對土匪惡霸橫行、殘敵伺機破壞的復雜局面,她毫無畏懼,挨家挨戶動員婦女剪發放足、投身土改。鄉親們起初顧慮重重,她便挽起褲腿下田插秧,與他們同吃同住。憑借潑辣與真誠,石榮芬半年內就發展了上百名婦女積極分子。
“你是共產黨員,必須服從黨。”這句擲地有聲的話語,貫穿了石榮芬的一生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,組織安排她赴合肥學習電報技術。她以頑強毅力攻克難關,熟練掌握摩爾斯電碼,成為蕪湖地區郵電局骨干,后又主動調回郎溪十字鄉郵電所。“黨需要我去哪里,家就在哪里。”此后20余年,從郵電所長到縣婦幼保健站站長,崗位幾經變換,那份絕對的忠誠,從未有絲毫動搖。
2011年,革命伴侶石同昆離世后,石榮芬一直居住在現在這座老樓里。家中一張修補多次的舊藤椅,是四十多年的革命戰友贈送的禮物。“他是老紅軍,爬雪山過草地,去世時身體里還留著彈片......”輕撫藤椅,石榮芬聲音低沉,眼中滿是追憶。這承載厚重革命情誼的藤椅,是她始終不舍的陪伴。
“我這輩子,只認準了一件事——永遠跟黨走。”老人微笑著,聲音無比堅定。她佩戴的“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”紀念章,在陽光映照下,熠熠生輝。(本報記者 羅鑫 張敬波)
97歲抗戰老兵王景春:“上陣殺鬼子,九死一生也不怕”
“日本鬼子殺害了那么多老鄉,但凡有血性的人,絕不會坐以待斃。”8月22日,阜陽市潁州區和順花園小區,97歲的抗戰老兵王景春聲音鏗鏘、目光如炬,仿佛能穿透歲月,回到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。
1928年,王景春出生在河南省永城市劉河鎮王樓村。在他10歲那年,永城淪陷。“日軍對平民燒殺搶掠,無惡不作。”他沉痛地回憶,當時民間流傳一句順口溜:“四月里到十三,日本鬼子到東關;一炮打到三臺閣,放火又來燒四關;不知房子燒多少,狼煙咕嘟七八天”,寥寥數語,道不盡家國破碎之痛。
對于王景春而言,日本侵略者不僅是國仇,更是刻骨的家恨。王景春12歲那年,他的父親被日偽軍強征去挖圩壕。因體弱動作稍慢,便屢遭毆打。更殘酷的是,日偽軍為了逼問王景春三叔王鳳君(1940年參加新四軍)的下落,將他父親綁在柱子上,強灌麥糠水與辣椒水,施以酷刑。“我父親忍著劇痛,咬緊牙關,硬是一個字都沒說。”老人回憶道。
1943年4月,經學校推薦,王景春成為新四軍的一名通訊員。“我終于成了一名戰士,有了殺敵報國的機會。”王景春參軍后,先后參加多次戰斗,其中八里莊戰斗和解放永城一役,至今記憶猶新。
1944年9月,新四軍西進至河南夏邑八里莊,包圍偽軍李光明部1600余人。王景春回憶,彭雪楓、張震、吳芝圃等將領親臨前線指揮,拂曉發起總攻,一路勢如破竹。“從黃口趕來增援的日偽軍200多人,被我32團堅決擊退。”王景春語氣中仍帶著當年的激昂,“那一仗,我們活捉李光明以下千余人,繳獲槍支過千、子彈兩萬余發。我在炮火中穿梭,傳遞一道道作戰指令。”
到了1945年7月解放永城時,王景春已作為一名正式戰士參戰。日軍與偽軍據守城墻與護城河,負隅頑抗。新四軍以太平車相連填入河床,搭起簡易橋,戰士們在槍林彈雨中前仆后繼,強行登城。“人多橋窄,我不慎跌落水中,幸虧被班長一把拉起。城墻高聳,云梯短缺,攀爬中我再次墜河......”他說得平靜,卻字字千鈞。
“日本鬼子罪行累累,罄竹難書。能夠上陣殺鬼子,九死一生也不怕,我就沒想過活著回來。”王景春斬釘截鐵地說。
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,王景春親歷20余場戰斗。子彈曾射穿他的左腿,留下終生后遺癥——左腿比右腿短了四五厘米,需特制的鞋才能平穩行走。退役后,他在臨泉縣默默奉獻數十載,為地方建設傾盡心血。
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,也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。”臨別時,王景春老人深情寄語道,“希望子孫后代永遠不要忘記歷史,多讀書、做好人,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,繼續為國家作貢獻。”(本報記者 安耀武 李鵬)
99歲抗戰老兵倪虓嵩:“好日子是先烈拿命換的”
8月29日上午,陽光透過窗欞灑在老人面前桌上的紀念章上,99歲的新四軍抗戰老兵倪虓嵩摩挲著“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”紀念章,眼神驟然亮起:“當時刺刀從臉邊擦過,我聞到了鐵銹和血腥味......”
倪虓嵩1926年生于無為一個貧農家庭,小名“小虎子”。日軍掃蕩的暴行令他刻骨銘心:“鬼子燒光村子,槍殺幾十人,婦女們躲在地窖不敢露面。”13歲時,受到地下黨小叔的影響,他開始為新四軍跑腿送信。
一次送信途中遭遇日軍,年少的倪虓嵩急中生智將信件塞入牛糞;一次率小隊遭遇20多名日本兵,他果斷建議大家分組引敵入蘆葦蕩。“水路我們熟,鬼子放幾槍就跑了!”老人笑著說,仿佛仍是那個機敏的“小虎子”。最險的一次,他藏身柴堆,日軍刺刀貼臉擦過。
1943年,17歲的倪虓嵩化名“黎明”任八角廟鄉長,專事鋤奸擴軍。一次掃蕩中,在漢奸的指認下,日軍將幾個抗日骨干殘忍殺害。等部隊趕到村中時,日寇早已不見蹤影。躲在地窖逃過一劫的女人,當時正帶著3個孩子趴在丈夫身上哭泣,絕望地哭喊著孩子以后怎么養活。倪虓嵩眼淚奪眶而出,當即抱起最小的孩子說:“大嫂,這孩子我養了。”隨即把孩子抱回家后交給父母,并告訴他們孩子的父親被鬼子殺害了,家中再窮也要把他養活。后來,這個孩子在倪家長大、成家。
“那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破壞鬼子的公路、電話線,燒毀兵器庫、倉庫,并和地方游擊隊一起開展鋤奸行動。”倪虓嵩說,鋤奸行動不僅需要機智與勇敢,更需要細心。
一次,鋤奸隊正準備處決一對“鹽販漢奸”兄弟,倪虓嵩通過觀察他們手上和肩背的老繭,判斷他們很可能是被冤枉的。最終在組織的核實下,兄弟倆被救下了。不久,上級對倪虓嵩遇事冷靜細致的作風進行了表揚。后來,因為有念過私塾的經歷,倪虓嵩被組織上安排學醫,成為部隊的衛生員。
受傷最嚴重的一次,倪虓嵩在敵機轟炸時沖進炮兵陣地救人,被炸彈掀起的泥土掩埋。“昏迷三天醒來,脊椎重傷,好多戰友都犧牲了......”老人回憶道,戰后首長為他改名“虓嵩”,“‘虓’是九虎犧牲后的虎嘯,‘嵩’是紀念戰友埋骨高崗。”
離休后倪虓嵩醉心書畫,但最牽掛的仍是戰友。去年,他執意重返昔日戰場。紀念碑前,老人撫土痛哭:“他們永遠年輕,我卻活到白頭......”小兒子倪智勇說:“父親在戰爭年代的故事數不勝數。他總提醒我們:好日子是先烈拿命換的。”
如今,老人窗前的紀念章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那枚“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”紀念章的背后,仿佛還回蕩著蘆葦蕩里的虎嘯,與一個民族不屈的吶喊。(本報記者 阮孟玥)
99歲抗戰老兵林來繼:“抗戰勝利,大家歡慶了三天”
“左下頜的傷是在浙江金華留下的,腰部的傷是在浙江麗水留下的,左胳膊的傷是在山東棗莊留下的......”8月26日,記者來到黃山市黃山區焦村鎮郭村村,見到了99歲高齡的抗戰老兵林來繼,談起自己所負的傷,他仍能精準地說出時間與地點。
1926年3月,林來繼出生在郭村村的一個普通農戶家庭。1940年,年僅14歲的林來繼入伍,被分到運輸隊。“用毛竹扁擔挑著250發子彈,光腳在山路上走三天三夜。”林來繼說,子彈就是戰友的命,丟了子彈就等于丟了戰友的命。
發生在浙江臨安楊家嶺的一場遭遇戰,是林來繼參加的首場戰斗。在戰壕里,班長架起機槍向日軍掃射,林來繼負責給班長遞送子彈。“轟”的一聲,日軍的炮彈在戰壕里炸開,頓時硝煙彌漫、泥土四濺,一塊飛濺而來的泥塊把林來繼的帽子打掉了。“當時剛入伍不久,心里很害怕,還以為自己的腦袋沒了。”林來繼說。
1940年8月,林來繼被調到師部當警衛兵。“警衛需要頭腦機敏、槍法精準,配備駁殼槍。”林來繼說,那段日子,自己經常練習手槍的拆裝,以提高手指的靈活度。說到這里,林來繼拿起一張紙,向記者展示了自己所畫的槍支結構圖。
林來繼在擔任一段時間的警衛兵后,又被調至司號兵隊伍。在這里,林來繼很快便掌握了沖鋒號、起床號、休息號等號令的旋律。“司號兵必須站在高處吹,不能趴在地上或者躲到物體下面吹,因此傷亡率特別高。”林來繼說。
在浙江金華負傷傷愈后,林來繼面部和頭部有些歪斜,無法繼續擔任司號兵。因槍法精準,林來繼又當起機槍手。與日軍在浙江麗水的一次交戰中,林來繼的子彈全部打光,后腰部連中兩彈,肋骨被打斷兩根。老人掀起衣角,腰部的凹陷清晰可見。
1945年,傷愈的林來繼重返抗日前線。“收到抗戰勝利的消息,大家歡慶了三天。”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,林來繼所在部隊正奉命攻打青陽土橋,戰前動員時,他們收到了日軍投降的消息。
三天后,林來繼隨同部隊赴安慶、蕪湖、南京、蚌埠等地,收繳日軍武器。在山東棗莊收繳日軍武器時,一小撮日軍負隅頑抗,雙方爆發激烈戰斗。戰斗中,林來繼被彈片擊中左臂,臂骨斷裂。
此次受傷后, 因胳膊無法負重,林來繼返回了家鄉。新中國成立后,林來繼加入當地生產隊,還曾擔任過生產隊長。
“能活到今天,我真的很幸運。”林來繼說,許多戰友都犧牲了,沒能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,非常遺憾。(本報記者 袁中鋒 本報通訊員 宛霞)
id="">
責任編輯:祁夢寶